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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汾酒史系列06:汾酒《五经》之《乾隆奏折》

时间:2017-06-27 18:21 点击: 未知次











     (作者:传意 任志宏)
      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年方24岁。

      新官上任“三把火”,皇上也不例外。乾隆皇帝其中的“一把火”就是“禁踩曲烧酒”。但是在乾隆皇帝下达禁酒令之后,有个从来都“不识时务”的大臣上奏折反对。这个人就是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直敢言的清代名臣孙嘉淦,山西兴县人。他提出发对意见后,乾隆皇帝很民主,把这个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督抚共同讨论。于是,从乾隆初年到乾隆九年,各地督抚写了大量的奏折,先是讲对禁酒令的看法,后来是汇报禁酒的情况。
      酒最终是没有禁得了,而这些奏折却成为后人研究乾隆年间白酒发展情况的重要史料。这些奏折中提到最多的是山西汾酒和山西商人经营酒曲和烧酒的情况。

      如:乾隆三年,川陕总督查郎阿《为曲坊之禁实有裨民事奏折》称:“查陕省本地造酒之家,非若他省之有名佳酿,可以四处发行,不过本地零星沽饮。……至若咸阳、朝邑开设曲坊,伊等并不自己造酒,只踩成曲块发往外省。每年晋豫客商预先持银来陕定造,盈千累万,骡负船装,每年耗费之麦,不下数十万石。”山西农业大学尹二苟先生撰写《清乾隆初年禁酒史考探》,认为“他省之有名佳酿”即“山西汾酒”。乾隆三年九月,巡抚张楷奏报“山右(山西)富商,亦群至陕省,广收麦石,大夥开踩,民间糊口之粮,悉耗为无用之曲。”

      诸多奏折中,以乾隆二年甘肃巡抚和乾隆七年山西巡抚的奏折最为有趣。
      乾隆二年甘肃巡抚德沛的奏折:“查甘省烧酒,向用糜谷、大麦。计其工本、通盘核算,每糜麦一斗,造成烧酒,仅获利银五分。缘利息既微,且民鲜盖藏,珍重糜谷,是以无庸官严禁,而小民自不忍开设。至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是甘省非产酒之区,向鲜私烧之弊,似可毋庸置疑。”

      这个德沛巡抚的奏折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甘肃人穷,造酒又赚不了多少钱。所以甘肃不存在禁酒的问题。市场上销售的都是山西汾酒。言外之意是说,要禁酒,是山西人的事情。山西人把酒拉到甘肃销售,可不关我的事。我也管不了。典型的不负责任。

      5年之后。乾隆七年山西巡抚严瑞龙的奏折:“第查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属秋收丰捻,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若未奉禁止以前所烧之酒,一概禁其售卖,民情恐有未便”。

      5年前甘肃巡抚就汇报了山西汾酒是罪魁祸首,5年后还在卖“禁止以前所烧之酒”。到底存了多少酒,5年还没有卖完?分明是给“四远驰名”的汾酒找借口。严瑞龙巡抚同时指出,汾酒是名酒,而且当地百姓世代以此为业,如果“一概禁其售卖,民情恐有为便”。言外之意,就是希望朝廷认同山西汾酒的特殊性,网开一面,特殊对待。
      这两份奏折乾隆皇帝都看过了,并作了朱批。对于山西汾酒的问题,他始终没有追究,以后也没有把汾酒列入查禁之列。

      因此,在乾隆禁酒的年代,山西汾酒的发展反而更快了。在乾隆后期,袁枚的《随园食单》、李汝珍的《镜花缘》都把汾酒列为天下第一烧酒,乾隆皇帝是帮了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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